畅销书籍天堂梦

傅晓生脾气犟，因为这个犟脾气，从小到大没有少挨父亲的拳头和母亲的巴掌。父亲说他是天生魏延一党，脑后有反骨，思想成问题，如果不注意改造，迟早是监狱门上的钥匙。父亲经常和母亲唠叨说，这个孩子得管教得严一点，不然准会闯下大祸。母亲挂在嘴边的话则是，子不教，父之过，你做父亲的都管教不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。

傅晓生高中毕业后，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接受再教育的结果是回到家来竟然说村干部是新一轮的恶霸，比旧社会的地主还坏。说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是让有知者无知化，是真正的反动。幸好，听到这话的只有家里的爸妈，否则将他关进监狱是毫无问题了。父亲每每被他这些话吓得心惊肉跳，担心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会因此葬送自己的一生，弄不好还会让全家人跟着倒霉。他经常和这个思想反动的儿子理论，可每次败下阵来的都是他这个“老革命”。父亲担心这个桀骜不驯的儿子闯大祸，托关系走后门让他回到城里，安排在兵工厂当了一名车床工，以为有了单位的管教约束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儿子的叛逆心理会慢慢好转。

参加了工作的傅晓生，刚开始并没让父亲失望，不到一年就荣获了“优秀车工”的称号。师傅夸他聪明，学得快，肯吃苦，说用不了多久这个徒弟就会超过自己。可傅晓生很快就厌倦了这份熟练工工作。他很佩服师傅那一辈人，每天在刺耳的噪音中干着机械单调的无聊工作，一干就是一辈子，无怨无悔，还觉得挺光荣，一说就拍着胸脯：我们工人阶级咋咋，自豪得不得了。这样的境界看似平凡，但傅晓生认为自己终其一生也达不到。在他看来，每日一成不变地上班下班，意味着一个人一辈子只活了一天，到了老年也许连值得回味的内容都没有。父亲说他中了书毒，也许父亲的话是对的，但这毒已经深入骨髓，无药可解。

傅晓生的确读了不少书，古今中外，不分种类，社会越是不让读的书，他越是想读。哪里有红卫兵抄家，他知道了一定跟着去，目的只是想把抄出的书趁机偷几本回来。书读多了，言谈举止显得更加离谱，发牢骚说让他当一个车工是大材小用了。父亲回应他说：“你小子知足吧，多少人想当工人还当不上呢。”

傅晓生曾为自己“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”感到无比幸福和骄傲。直到有一天“伟大领袖的接班人”摔死在温都尔汗……

信仰破灭的感觉像五彩斑斓的气球瞬间爆炸，“啪”的一声就没了，只剩下一些无处寻觅的不规则碎片。在精神极度苦闷的年龄，他深刻理解了牛虻被神父欺骗后的悲愤心情，理解了牛虻为什么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去做亲生父亲的死对头。《红与黑》中的于连之死让他脸色苍白了整整三日。他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，自己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走。想来想去，认定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负，而要实现这个人生目标，只能偷渡出国。去西方国家不行，因为他不懂外语，在学校只学了一点俄语，也是皮毛而已，去了西方国家，会如聋哑人一般，准定是很难生存的。于是香港和澳门成为他的首选，因为这两块地方既是资本主义的土壤又是讲汉语的地方，在那里寻求机会想必要容易一些。反复权衡后，傅晓生决定孤注一掷，抱着“不成功便成仁”的决绝，抛弃了得来不易的工作，背着父母，走上了偷渡出境的路。

广州的天气溽热难当，浑身黏糊糊，仿佛能拉出丝了，到处弥漫着一股咸咸的海腥味儿。

傅晓生走出火车站，满眼晃动着陌生的面孔，长头发、大尖领、花格子衬衣、牛仔裤，耳朵里灌满了听不懂的广州话，叮咚叮咚，唱歌似的。望着密集的高楼大厦，傅晓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人的渺小，明白了古人为什么称老百姓为“蚁民”——像蚂蚁一样的民众。蚂蚁是什么，是命运之神抬起一只脚可以碾死一大片的小虫子，傅晓生明白了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只而已。

傅晓生随着人流盲目地溜达到热闹的市中心。连续几天倒车坐车，几乎没有合眼，他又累又饿，很想随便躺在一个什么地方蒙头大睡一觉。

他在小摊上买了一张导游图，进到南方大厦转了一圈又走了出来。此时的傅晓生，心中一片茫然，不知该从何着手自己的偷渡计划。

南方大厦外面的存车处，摆满了一辆辆自行车。自行车的尽头有一个报刊亭，报刊亭的玻璃窗上挂着一些报刊，有《人民日报》《广东日报》《红旗》《党的生活》等，报刊亭旁边坐着一位戴了红袖标的老头。老头身材瘦小，面色黝黑，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，花白的头发又短又浓，像是扣在头上的一顶皮帽。

傅晓生犹疑着走过去，问老头：“师傅，麻烦您告诉我，在广州住旅店该怎么住？”

老头瞥了他一眼说：“我们这里叫大爷不兴叫师傅。”

他忙改口叫了一声“大爷”，问：“告诉我住旅店怎么办手续好吗？”

“在广州住旅店是要带介绍信的。你要有介绍信的话，就去广州第二招待所吧，路不远，顺着这条街，第三个红灯口往右拐，在马路左面，走过去就看见了。” 老头说完，把脸扭向一边，吆喝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：“嗨，说你呢，往里推啦，放在那儿挡住出口了。” 傅晓生按照老头的指点走进广州第二招待所。一进门就看见墙上贴着公安局的大幅布告。其中一张是“广州市公安局防范偷渡具体措施”。站在这张布告前，他的心狂跳起来。

招待所一共有五个窗口，两个接待港澳同胞，三个办理内地旅客住宿登记。窗口堆着的人办完手续陆续离去了，傅晓生犹豫着掏出工作证递了进去。登记员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，像一穗没有发育好的玉米，干瘪，黑瘦，脸耷拉着，一副冷漠的神情，看了看他的证件随手给撂了出来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这上面的钢印太模糊了，不能作为有效证件，有介绍信吗？”

傅晓生拿出车间出入证递给她看。

登记员用广谱话问他：“你来广州干什么？”

傅晓生愣住了，一时答不上话来，装着没听懂的样子，怔怔地看着她。登记员穿着一件淡绿色的确良衬衫，很时髦，折叠过的地方，有几条死死的压痕。

登记员又问他：“问你呢，来广州干什么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来玩儿。”

登记员用狐疑的目光看了看他，问：“你父母的姓名？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我父亲叫傅春，春天的春，复转军人，医生，外科主任；我母亲叫李爱莲，是我们厂子弟小学的语文教员。”

登记员说：“你这个情况我们定不了，需要请示公安局，你下午再来吧。”

傅晓生很无奈，只能无功而返，在小摊上随便买了点东西吃，逛游到下午四点多，又来到广州第二招待所的登记口，问登记员：“同志，怎么样啊，你们请示过公安局了吗？我的证件可不可以用啊？”

登记员对他说：“我们请示过了，公安局认为你的证件不行，你走吧，从哪来回哪去好了。”

傅晓生有些急了，大声道：“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祖国南大门，我是堂堂的中国公民，别人能来我为什么就不能来？我的证件在北京在上海都能用，为什么到你们这儿就无效了？广州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都是中国的领土吗？”

登记员见他口气挺硬，也不好再坚持，犹疑了片刻，说：“那好吧，不过最多只能给你开三天。三天以后必须走人。”于是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，介绍他到西壕旅店入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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